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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量刑辩论:不必局限于死刑二审阶段
    发布者:     发布时间:2009-04-28
    近日,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中开始推行“量刑辩论”。对死刑被告人如何量刑,将一改此前如果公诉人不提出较为具体的量刑建议,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权就此发表意见的局面(4月24日《新京报》)。 判不判死刑,乃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缓期二年执行,对于被告人来说,无疑是“生死两重天”。然而,在以往多数时候,被告人对于这样一件事关自身生死存亡的大事,却往往缺少足够的发言权。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量刑环节。长期以来,在刑事司法实践中,庭审往往不会专门就量刑问题进行质证和辩论;控辩双方在量刑问题上,缺少有效参与、充分表达和自由辩论的机会,这就难免影响量刑的公正。改变这种现状,正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死刑二审案件中推行“量刑辩论”的初衷。 通过辩论机制来监督法官量刑,确保量刑公开、公平、公正,以此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的人权,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一做法可谓意义重大。但在笔者看来,“量刑辩论”不应局限于死刑二审阶段,而应当推广到所有公诉案件的审判过程中。 其一,“量刑辩论”是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。我国刑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了罪刑相适应原则,但立法上的罪刑相适应,只是一种抽象的、大体上的相适应,要做到具体的罪刑相适应,则主要依赖于量刑。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量刑幅度一般都比较大,而正如前述,量刑的结果通常是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产生的,这就难免会发生量刑幅度、尺度不一乃至同案不同判等现象,导致公众对罪刑是否相适应产生怀疑,进而影响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力。推行“量刑辩论”,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现状,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。 其二,“量刑辩论”是完善公诉权的需要。刑事案件公诉权的核心,就是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定罪科刑,因此,完整的公诉权应该包括定罪申请权和量刑建议权。但目前的状况却是,在量刑问题上,检察机关缺少发言的空间和参与的机会,也难于在量刑环节对法庭施加影响。这不仅不利于严格执法、维护司法公正,也影响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。而“量刑辩论”的第一个环节,正是由公诉人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,这可以算做完整公诉权的回归。 其三,“量刑辩论”是保障辩护权的需要。量刑事关被告人的命运与自由。如果被告人不能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,显然就无法全面行使辩护权。而通过“量刑辩论”,让控辩双方把各自对量刑的看法都毫无保留地摆在明面上,使得被告人充分了解自己的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,并有更多的机会充分行使陈述权、辩解权,这不仅可以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,同时也使得对被告人的量刑更加科学合理,从而增强被告人对裁判结果的认可度。 其四,“量刑辩论”是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需要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在法庭上经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得到约束。一些量刑工作之所以饱受诟病,并不在于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本身,而是由于这种自由裁量没有受到控辩双方的有效约束,加之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量刑听证程序,导致这种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现实危险。而推行“量刑辩论”,让公诉人在公开审理时发表量刑建议,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此展开有针对性的辩论,不仅可以使控辩双方、旁听群众对被告人的量刑有一个大致的预期,为法官量刑提供参考,同时也将法官的量刑置于一种无形的监督之下,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量刑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,保证量刑的公正性。 近期公布的法院改革“三五纲要”中明确提出,要“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,把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”。“量刑辩论”显然符合这一要旨。期待目前尚停留在死刑二审阶段的“量刑辩论”,能尽早推广到所有公诉案件的审判过程中,以更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。(李国民)
     
     
     
     
   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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